最好的教育,就是全家坐在一起,吃很多很多頓飯

美國教育學家莎莉·路易斯在她的作品《喚醒孩子的才華》中寫道:「兩年前,有人研究哪些因素促使孩子在學習能力傾向測試上得高分。智商、社會條件、經濟地位都不及一個更微妙的因素重要,那就是,得高分的所有孩子都經常與父母一起吃晚飯。」

在一天的勞作結束之後,白天分散各處的一家人重新相聚在一起,面對一桌美味佳肴。這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擁有的一段節日般的時光,是創造松弛平等愉悅的談話氛圍的最好時機。

餐桌邊,每個人都談談自己一天的經歷、見聞和感想。爸爸媽媽遇到的絕大部分問題都沒有必要避著孩子進行,讓孩子了解家裡的經濟情況、投資打算,商量家庭旅行計劃……

孩子作為家庭的一分子,有必要了解這個家庭的一切面貌。他也因此從小就明白自己對家庭該負起的職責與擔當,在這個前提下他會幫助自己成長,做出選擇。

講講自己正在讀的書或者看過的電影,今天發生的新聞或者一個很好笑的笑話。餐桌上的話題可能來自報紙上的一篇報導,或者工作中的一件事,或者你與朋友的一次談話。

談話就是生活視野與思維方式的展示,從爸爸媽媽講述的工作內容與方式中,孩子自然而然了解到社會與職業上的一些事情。

餐桌對話是最好的心靈教育

從若干年前開始,我非常驚訝地了解到,現在許多中國家庭已經很少在一起吃晚飯了。生活節奏加快,生存發展的壓力,使得一家人齊聚在餐桌前也變成一種奢望。似乎,社交生活比家庭晚餐更重要,公務應酬比家庭晚餐更重要。

有時候想想,有一天人生走到盡頭,回憶起生命中真正的快樂,是升了一級職,簽了一張單,賺了一筆錢……還是與家人、孩子在一起時那些溫情的細節、平凡卻溫馨的分分秒秒?

前美駐華大使洪博培說過:「我最後的目標是做一個稱職的爸爸,不然其他一切都沒有意義。」

如果中國男人,什麼時候把家庭幸福也視為人生的一種成功,甚至最重要的成功,也許孩子的教育問題,就不是問題了。

我們家是一個習慣於一起吃晚餐的家庭。曾經在一本書中我寫過:「相愛的人就是要在一起吃飯,吃很多很多頓飯。」在兒童小說《放慢腳步去長大》中,許多有趣的細節、故事都出自我家的餐桌。

我記得我們家的許多細小的趣事。比如,吃飯的時候,秋秋吃一口就把嘴湊到坐在她身旁的父親裸露的胳膊上,使勁哈氣。

「你這是幹嘛?」秋爸問。

「啊,好辣,我要把辣傳給你的胳膊。」秋秋繼續哈氣。

秋爸就用另一只手扇著他的胳膊,嘴裡叫著:「好辣!好辣!」他順手拿起一支圓珠筆,在胳膊那處畫了一只伸出來的舌頭,表示那兒辣得簡直受不了,舌頭在拼命喘氣。

有一次飯桌上有一樣海帶絲,深綠的顏色,切成整齊的長條。秋秋說,哇,這好像電影膠片。她夾了一筷海帶放進嘴裡,嚼完咽下後突然對我大張開嘴,一邊問:「你從我嘴裡看到什麼了?」

我納悶:「看到什麼了?還不是舌頭、牙齒、口腔。」

她失望地閉上嘴,抱怨道:「這電影膠片真奇怪,居然放不出電影來。」

這些對話都沒有什麼微言大義。我說「餐桌對話是最好的心靈教育」,但不意味著我們要在每場談話中都去貫徹「教育意義」。家庭對話是種心靈養護,重在氣氛。

談話變成教導,再短也嫌長

在我的談話中也有很失敗的情況。

秋秋小學六年級開始就決定以後要出國讀大學,但是她並不那麼喜歡學英語。我擔心她出國後的語言能力,總是有空就嘮叨:「你要看英語啊,你要看英語啊……」

有一天,當我又說:「你要看英語啊!」

秋秋激烈地回答我:「我本來是想著我該看英語了,可是被你這麼一說,我就再也不想看了!」

唉,有時媽媽們苦口婆心的教導之言真的像巫婆的咒語,總是讓情況往希望的反面走。事情就是這樣,人本能地抗拒別人強迫他做的事情,哪怕這件事原本是他想做的。

家庭是溫馨放鬆的場所,訓誡越少越好。

如果每句話都暗藏了一個教育的目的,總是試圖要傳遞灌輸點道理到孩子耳朵裡,這種談話一定令人望而生畏。

那種不間斷的嘮叨,你這兒沒做好,你那兒犯了錯;不許這樣,不準那個;你應該這樣,不應該那樣……這種不是談話,它是說教和訓誡。這種談話不光不能拉近心靈,增進了解,只會把孩子越推越遠,令他厭煩、疲倦和麻木。

訓導當中含有指責,人面對指責,第一本能是防衛,就像刺蝟豎起它們的刺。這時候孩子很難真正去理解指責中的含義。

談話再多也不嫌多,談話變成教導,再短也嫌長。

我們一定要記住的一點是,孩子在情感上的體驗與成人是一致的。如果連篇累牘的教育訓誡讓你不耐和反感,孩子也是同樣。

愉快的相處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。如果我們對教育二字的理解能夠更加寬泛和松弛,如果我們能夠相信孩子們不是時時刻刻都需要教育,如果我們能認為相比教育,陪伴更加重要,或者說陪伴就是最好的教育,那該多好啊!

沒有心靈的貼近,又如何施加教育的影響力?

在我小時候,我媽媽為了能全天候地照應我們姐弟三個,付出了巨大代價:放棄車輛調度員的工作,當了一名加油員。原因是車輛調度員必須坐班,而加油員只需隨叫隨到。

本來她可以更體面地坐在辦公室裡工作,也不用在深更半夜被要求加油的汽車喇叭喚醒,但是她需要照顧三個孩子,需要有更多自由時間待在家裡從事一份名為「母親」的工作。我要說,那的確是一份重荷,她為此犧牲甚多。

我受媽媽影響至深。從小她就對我們說一切事情:她家庭的歷史、自身的遭際、外公外婆舅舅們的故事、她身居各行各業的馬子們、家裡的經濟狀況、家庭計劃、她對我們的希望……在我長大的過程中,她全身心參與到我的成長中來,也把我拉入她的生活

在那個沒有電視機的年代,寒冬的夜晚我們家常會聚集許多人:左鄰右舍、媽媽的馬子們、汽運隊的司機或者修理工……都在我家聽我媽媽講故事。

《梅花黨》、《綠色屍體》、《一雙繡花鞋》或者藏藏掖掖的禁書《第二次握手》、《青春之歌》,都是這樣一本本講過來的。我的童年縈繞著冬天的爐火、氤氳的人氣、媽媽講故事的聲音、逐漸降臨的抵擋不住的睡意……許多夜晚,我就在對這睡意的抗拒中沉沉睡去。

直到現在,漫長的交談依然是我和媽媽之間交往的模式。不通過交談人們的心靈如何才能靠近呢?沒有心靈的貼近又如何去施加教育的影響力呢?我們只能被我們所愛的人影響。

媽媽從來沒有刻意地要教育我,但是,在家裡講的每一件事對一個孩子其實都構成教育的機會。

正如著名語言教育家瑪格麗特·米克所言:「談話,構成我們童年最早的記憶……從孩提時代聽過的談話中,我們繼承了講述自己感覺的方法,繼承了我們認為舉足輕重的價值觀念,繼承了我們所信仰的真理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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